乌衣巷由来之辨析
乌衣巷位于现在的江苏省南京市内的东南方，在夫子庙西南数十米处，是一条幽静狭隘的小巷子，巷内现建有“王谢旧居纪念馆”。“乌衣”是谢族的标志之一，人称“乌衣郎”或“乌衣子弟”。那么这“乌衣”与“乌衣港”之名又是怎么得来的呢？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：因王谢子弟穿乌衣而得名，简称“衣服”说；因巷内曾驻扎穿乌衣的兵营而得名，简称“乌营”说；因燕子和王谢家的燕子多而得名，简称“燕子”说。这三种不同的说法，从形式逻辑上说，不可能同时为真，也不可能同时为假，只能有一种说法是真的，这是排中律的基本要求。但是谁为真，谁为假呢？下面我们来进行分析。
一、关于因王谢子弟穿乌衣而得名说
《宋书·谢弘微传》上有这么一段记载：谢混“唯与族子灵运、瞻、曜、弘微并以文义赏会，尝共宴处，居在乌衣巷，故谓之乌衣游。”这是已发现的、最早的有关“乌衣巷”的正史记载。一些谢氏族谱和一些姓氏书籍上据此记载为“乌衣巷”是因谢氏子弟穿乌衣而得名。如：1996年所修的《湖南谢氏通谱·谢氏先贤芬典》中沿用老谱之说：“乌衣遗风：王谢子弟多居于乌衣巷，一时贵盛，人称乌衣子弟，因其子弟悉着乌衣也。《晋书》注：‘乌衣，青衣也。’”当代一些学者也多采用此说。例如：当代著名姓氏研究学者王大良在《中华姓氏通史·谢》一书中说：“乌衣，即乌衣巷，在南京市内东南方，是东晋南朝时陈郡谢氏在京城的住所，后因用来代指陈郡谢氏。”当代学者李学勤主编的《中华姓氏谱·谢》一书中也说：“乌衣巷在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内，谢安及其子弟居此，皆穿乌衣，因名乌衣巷。谢弘微之子谢密与同宗子弟谢混、谢灵运、谢瞻、谢晦等常以文相会，其宴处因居乌衣巷内，故称‘乌衣之游’。谢混有诗云：‘昔为乌衣游，戚戚皆亲姓。’”
“衣服说”是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，但笔者认为，穿“乌衣”不符合当年王谢两家子弟的身份。乌衣又叫青衣，即黑色的衣服。黑色的青衣在古代是供没有地位的人穿的，如家丁、婢女等仆从或佣人才穿“青衣小帽”。至于当官的人，则会穿得“大红大紫”。我们通常所说的“红得发紫”一词就是来源于官服等级。中国古代都实行“品色衣”制度，一看衣着就知道其身份，有如今天的军衔、警衔等。以唐代为例：唐代官分九品，三品以上穿紫色，四品深红，五品浅红，六品深绿，七品浅绿，八品深青，九品浅青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穿青色衣服者，官卑职微。而在东晋时期的王谢二家，特别是谢家，是“玉树满阶庭”，上品级的文武高官挤满了朝庭，何来穿戴“青衣小帽”？所以青色的“乌衣”不可能是谢家子弟穿的衣服，只可以解释为谢家的仆人所穿的衣服。但仆人再多，衣服再“乌”，人们也不会拿没有地位的“仆人服饰色”来命名一条高官居住的街道的！《中华姓氏谱·谢》一书中所缓引的《宋书·谢弘微传》中的说法，其中也并没有直接说明乌衣巷的出处，只说“尝共宴处，居在乌衣巷，故谓之乌衣游。”仅点了“乌衣巷”与“乌衣游”这两个名词而已。对于此说，湖南的谢文耀宗长与谢正喜宗长也持否定态度。文耀宗长认为“黑衣是士兵的着装，世族贵官子弟不会穿的”，“真正穿黑衣的只是当年吴国驻扎在此地的士兵，王谢子弟是不会穿的”。（见福建《谢氏研究》试刊第23期、《湖南谢氏研究》创刊号、《雪松斋诗文选集》中《揭发一首伪造的托名谢安作的〈咏蝶诗〉一文，下同》）正喜宗长亦认为：“谢姓自东晋至南朝的200多年间，不但是一个权势显赫的‘钟鸣鼎食’之家，也是一个文风极盛的‘诗书簪缨’之族，其子弟怎么会穿乌衣呢？”（见《湖南谢氏研究》第三期《王谢古居话乌衣》一文）
二、因巷内曾驻扎穿乌衣的兵营而得名说
南朝·宋的刘义庆所撰的《世说新语·雅量十三》中载：“王公曰：我与元规虽俱王臣，本怀布衣之好。若其欲来，吾角巾迳还乌衣，何所稍严。”这段话的大意是：我与元规虽然是同朝的大臣，但我们都是当平头百姓时的好朋友，他如果真的要来我家，我换下官服，再穿上黑色的百姓服装与之相见，应当是显得比较亲近、随和，这样的话不算是很严肃了吧？梁·刘孝标在为这段文字作注时引《丹阳记》说：“乌衣之起，吴时乌衣营处所也。”1995年版的湖南《谢氏通谱·谢氏纪地》中也主张此说法：“乌衣巷，地名，在今南京市东南。三国吴时于此作营，以士兵着乌衣而名。乌衣，青衣也，晋时鲲、裒二公居此。”无独有偶，南京当地也有此说，在南京市乌衣巷的入口处现在有一块“乌衣古井”解说牌，上云：“乌衣古井位于乌衣巷内，现‘王谢古居’西则。相传三国时吴国戍守石头城的部队营房驻扎乌衣巷内，军士们即用此井，故名‘乌衣古井’。”这三者相互应证，说明乌衣巷是因士兵的衣着而得名的说法也是有一定依据的。
笔者认为，此说虽然有一定道理，但理由也不是很充足。尽管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中注引《丹阳记》说：“乌衣之起，吴时乌衣营处所也。”但也不能全信。因为，其一，《世说新语》不是史记。《世说新语》本身就是一本笔记体小说集，属于文学范畴，记录的是六朝时期士大夫的言谈、轶事，所以在清代纪晓岚主编的《四库全书》中，将《世说新语》放在了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四大分类中“子类”下的“小说家”类。因此对于《世说新语》，不能完全当史书看，只可做正史的参考书。其二，不知《丹阳记》的史料价值有多大。《丹阳记》的原本已找不到，可能失传了（刘孝标为《世说新语》作注时所引用的400多种书籍现在大多散佚了），其作者是谁，是何身份，是何时刊印问世的，是属于如《史记》一样的史书类的“记”呢？而是属于如《岳阳楼记》、《老残游记》等文学作品之类的“记”呢？现在我们无法考证，因而也无法确认它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。丹阳作为一个郡县级单位名称，在陕西、河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苏等几个省都先后出现过，所以也不知《丹阳记》中所记的是何处“丹阳”，因而其真实性更无法评判。其三，缺乏相应的佐证。除了《丹阳记》中记载吴国有“乌衣营”外，没有其他史料记载吴军军服为乌色。在史书《三国志》中，没有对三个国家军服颜色的记载，只对个别将领的战袍与衣着颜色有所记载。如《三国志·邓艾传》：“段灼理艾疏：‘值岁凶悍，艾为区种，身披乌衣，手执耒耜，以率将士。’”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也是如此，只有对个别将领战袍颜色的描写，没有整个军队服饰的描写。在当代的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中，魏、蜀、吴 三国的军服却是很鲜明的，但黑色军服是曹魏军队的，蜀汉军队是红色军服，孙吴军队是绿黄色军服。电视剧作为文艺作品也许有些脸谱化，但当做历史剧来演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应当不同于一般戏曲剧的脸谱化，它讲求的是忠于历史，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历史的真实性。 因此，作为编剧、导演、服装设计师，特别是历史顾问，应当是在掌握了一定的依据之后才来确定三支军队的服装颜色的。因此，在暂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吴军军装是乌色，即黑色的情况下，最起码已有影视作品否定了吴军穿的是“乌衣”。其四，时间上不相吻合。从“乌衣巷”得名的时间上看，它不早于晋代。“乌衣巷”之名得见于史籍，是在晋之后的事，如《世说新语》是南北时期的南朝作品，记录的是南北时期、特别是晋代的人和事。又如《南齐书》、《宋书》等正史中都有“乌衣巷”“乌衣郎”等词汇的记载。而在晋之前的史籍和文学作品中，都没有出现过“乌衣巷”、“乌衣郎”等词汇。这说明“乌衣巷”一词最早是在晋代才出现的，因而排除了产生于三国时期的“乌营说”（三国在晋之前）。又据文耀宗长考证，在唐代之前，连一首有关咏叹“乌衣巷”的诗歌都没有，这又从文学作品这个角度佐证了从历史文献角度所得出的结论。即从时间上看，“乌衣巷”不能与“乌衣营”挂上勾，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差。其五，乌衣巷的当地也未下肯定的结论。如“乌衣古井”的说明牌上也只用“相传”字样，不敢肯定地说“乌衣巷”的地名就来源于吴军的“乌衣营”。同时，其牌上也只讲有戍守石头城的部队营房曾驻扎在乌衣巷内，并未讲这戍守部队穿的是“乌衣”军装。这说明南京乌衣巷的现代当地人对“乌营说”也还是有所保留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乌衣巷是因吴军的乌衣营而得名之说也就难以成立了。
三、因燕子和王谢家的燕子多而得名说
由宋代爱国诗人谢枋得选编、清代著名学者王相作注的《千家诗》中，王相为唐代诗人刘禹锡《乌衣巷》一诗作注说：“朱雀桥在金陵城外，乌衣巷在桥边。乌衣，燕子也。王、谢之家，庭多燕子，故名乌衣。”在此说中，燕子即乌衣，乌衣巷即燕子巷。
这一说法虽然记述不是很多，王谢的族谱中也少见引用，但这一说法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：
第一、从《千家诗》选注者的身份看。“乌衣巷”一词得以广泛流传，得益于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七绝诗。而《乌衣巷》一诗得以流传，又得益于谢枋得选编、王相作注的《千家诗》的广泛流传。《千家诗》作为“三、百、千、千”（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千家诗》）四种起蒙读本之一，在明、清时代的民间得以广泛流传，一是因为这个本子选得好，适用于作入门课本；二是因为选注者的名望和学术地位特殊，人们信赖、敬仰他们。谢枋得作为宋末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、爱国诗人，与岳飞一样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敬仰。他从浩瀚的900卷《全唐诗》中的2200多名诗人、48900余首诗作中选出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这首诗入《千家诗》，不能不说是贝海寻珠，其用心良是苦的。而王相作为明未清初的著名学者，作为治学十分严谨的编辑家与著名的注释家，在注释这首诗时也不会是没有依据而随意注释的。因而他所注释的“乌衣，燕子也。王、谢之家，庭多燕子，故名乌衣”之说是可信的。
第二、从燕子的毛色特征看。燕子又叫家燕，玄鸟。说是“家燕”，因它喜欢呆在人类的家里做窝。说是“玄鸟”，因为它是黑色羽毛。玄，即黑色，《仪礼·士冠礼》：“兄弟毕袗玄。”郑玄注：“玄者，玄衣玄裳也。”所以燕子又叫“乌衣”。燕子除了前腹部有小许白毛外，通身乌黑。乌，即黑色，古时黑色多叫“乌”，如乌金、乌贼、乌木、乌梅、乌纱帽等。所以燕类称“乌衣”，鸦类称“乌鸦”。“乌衣”成了“燕子”的雅称，现在一般把“乌衣”作为燕子的别称。在这里，“乌衣”的“乌”指颜色，即黑色；“衣”指外表，即羽衣、羽毛。“乌衣”就是“黑色的羽毛”之意，这正是燕子的特征。既然“乌衣”与“燕子”是同一个东西，那么“乌衣巷”就等于“燕子巷”，“乌衣巷”是因燕子而得名的可信度就较高了。
第三、从燕子的习性看。燕子是一种候鸟，冬天去南方，春天回北方，喜欢与人类为伴，常在屋詹下做窝，而且第二年再来时喜欢住在先年的旧巢里，故称家燕。燕子做窝栖息的地方，一般要选择空气好，光线好，不漏雨，又挡风的高楼瓦房和人丁兴旺、又不伤害他们的人家（正人君子爱护它们，小人与泼皮可能伤害他们）作窝繁衍后代，所谓“好鸟栖高枝，灵燕巢高屋”嘛。正如宋代诗人史达祖在《双双燕·咏燕》一词中所描写的：“过春社了，度帘幕中间，去年尘冷。差池欲住，试入旧巢相并。还相雕梁藻井，又软语商量不定。飘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开红影。……”而高府第、人气旺、有教养的王谢家自然符合燕子所要求的这些条件。加上乌衣巷这地方的地理位置、环境、巷道与房屋布局又很适合燕子生息繁衍，很对它们的胃口，所以燕子就在乌衣巷一带聚集最多。当燕子集中在乌衣巷上空盘桓时，就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，人们就很直观地叫它“乌衣之巷”，简称“乌衣巷”，意即“燕子巷”来了。
第四、从刘禹锡《乌衣巷》诗的本义来看。刘禹锡一生可能前后二次到过金陵，第一次写了《金陵怀古》，第二次写了《金陵五题》，《乌衣巷》就是《金陵五题》中的“一题”。其他四题为《石头城》、《台城》、《生公讲堂》、《江令宅》。其诗都被收入《刘梦得集》（刘禹锡字梦得）。在《金陵五题》前还有一段序言：“余少为江南客，而未游秣陵，尝有遗恨。后为历阳守，跂而望之。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，逌尔生思，欻然有得。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，叹尝良久。且曰：石头诗云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吾知后之诗人，不复措辞矣。馀四咏虽不及此，亦不孤乐天之言耳。”从这段序言可以看出，当年刘禹锡先是为身为“江南客”而未得以游金陵（晋将吴之建业改为秣陵）而感到遗憾，后来即使当了历阳（今安徽和县、含山一带）郡守也只能抬起脚跟远远地遥望金陵，当有一天听客人说金陵有五个值得一游的地方，并以诗文相示时，心里就更加痒痒了，突然有所得，萌发了要去金陵看看的念头。可到金陵一看，昔日的古都已不再辉煌，眼前一派人去楼空的景象，这给诗人以很大震撼，满腔兴致得来的是无限的失落和惆怅，于是在这种心境下写下了《金陵五题》与好友白乐天相唱和。刘禹锡的这五首诗都是怀古、伤古。所以王相在剖析《乌衣巷》这首诗时说：“王导、谢安，晋相，世家大族，贤才众多，皆居巷中，冠盖簪缨，为六朝巨室。至唐时，则皆衰落零替而不知其处。桥边惟长野草，巷口但见夕阳，而古迹已难寻矣。想当年盛时，王、谢之家，大第高门，如云相接，雕梁画栋，燕子成巢。今之燕子依然，而王、谢之家已泯，但飞入寻常百姓之家而已。盖伤故家古迹之不存也。”在这里，刘禹锡为何单用燕子作为伤古的导具？一首小诗中又为何有“乌衣”“燕子”这两个名词同时出现？其实在大诗人刘禹锡的心里，其诗第二句中的“乌衣”就是第三句中的“燕子”。二者互为照应，相互衬托，来完成他的伤古主题。只有当“乌衣”就是“燕子”时，这种比较才能达到效果，推衍出来的结论才有说服力。如果“乌衣”原本指的是一种“黑色衣服”或别的什么，与燕子又有什么可比性呢？与燕子又有何关联？只有当500年前东晋的“乌衣（燕子）”与500年后唐代的“燕子（乌衣）”是同一个东西时，二者之间才有关联性和伤古、怀古的可比性。作为一位政治家与大诗人，刘禹锡是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逻辑错误的。同时，也只有当刘禹锡知道“乌衣”与“燕子”是同一个东西，“乌衣巷”就是“燕子巷”时，他才会这么比喻和衬托入诗的。
第五、从刘禹锡写《乌衣巷》的灵感来看。在《江南通志》中有一段关于乌衣巷的记载：“乌衣之东有乌衣园，晋王、谢故居，旧有堂，颜曰来燕。”文耀宗长认为“刘禹锡诗‘堂前燕’句当本此。”笔者同意文耀宗长的看法。笔者认为，当年刘公是看到了“乌衣园（即燕子园）”后，又看到了在乌衣巷上空盘桓的燕子时才找到写《乌衣巷》这首诗的灵感的。你看，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，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之句本身就是冲着燕子而来的，全诗的落脚点也全在燕子。既然在乌衣巷内原本就有“乌衣园”，又有“来燕堂”，肯定“乌衣”、“乌衣巷”之名与燕子有关嘛！这么看来，乌衣巷之名来源于燕子，不是不言而喻吗？
那么，这燕子又是怎样与乌衣巷联系在一起的呢？也许有人要问：天下有那么多燕子栖身的地方为什么不叫“乌衣巷”，而偏偏叫南京这王谢家所住的地方为“乌衣巷”？是的，这算是一个问题。笔者想，也许是机缘巧合，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地名都是这么巧合而偶然地得来的。也许是当年王谢两家的名望太高，引起了人们的特别注意才被起上这名字的。王导与谢安是东晋的先后宰相，位高权重，淝水之战后，谢家人更是封公的封公，封侯的封侯，显赫一时。朝野有的羡慕，有的附会、有的则妒嫉。有的人见南来燕子也成群结队地驻扎在宰相府，便认为燕子也会趋炎附势，飞来谢家攀高枝了。本来燕子到处都是，但人们因习以为常不怎么注意，而谢家当时正红得发紫，他们房上的燕子就自然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，有如我们今天关注名人和明星一样。于是就心情复杂地叫王谢家住的地方为“乌衣巷”，其潜台词是：因谢家得势发红，连燕子都去聚集成堆了！于是乎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久而久之，“乌衣巷”之名就叫开了。
谢氏称“乌衣子弟”，王氏的情况又怎么样？据笔者所知，“乌衣”历来不为谢姓所独占，王姓也称“乌衣子弟”。例如在王姓众多的堂号中，就有“乌衣堂”，他们的家族楹联中也有“古继清箱；家传乌巷”句。王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姓氏，名人和典故是其他姓氏无法比拟的，但在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后，谢氏的名望高过了王氏，所以“王氏乌衣”不太显眼，而“谢氏乌衣”给人们的印象要更深一些。又因王姓源流十分复杂，流出多头，“乌衣堂”这一支仅仅是众多流派中的一支，在整个王氏大家族中不占主道地位，所以其影响力亦有限。而谢氏则不一样，“乌衣巷”得到了整个家族的认同，整个谢氏家族都把“乌衣巷”作为名片，称自己为“乌衣弟子”，别人也称其为“乌衣郎”，所以其影响力也就大了。在《南齐书·王僧虔传》中有这么一段记载：僧虔“入为侍中，迁御史中丞，领骁骑将军。甲族向来多不居宪台，王氏以分枝居乌衣巷，位官微减，僧虔为此官，乃曰：‘此是乌衣诸郎坐处，我亦可试为耳。’”此处记载的是“王氏乌衣郎”的情况。另外，在王氏的谱牒中，一般也认为是因王谢子弟穿乌衣而得名“乌衣巷”的。
综上所述，因王谢子弟穿乌衣而得名之说，在社会上流传的时间比较长，流传的范围也比较广。虽王谢子弟穿“乌衣”不符合历史上的“品色衣”制度的事实，但道出了“乌衣”与王谢二家相关联的实际情况。因巷内曾驻扎穿乌衣的士兵而得名之说，虽有出处，但这个出处不是很权威，又无法查证，而且在时间上也不相吻合，同时又与社会上认为“乌衣”与王谢有关联的通行看法也相左，所以其可靠性并不高。因燕子和王谢家的燕子多而得名之说，比较符合实际。“乌衣”本来就是“燕子”的雅称，在这里作“燕子”讲，讲得通；因王谢家燕子多而得名“乌衣巷”，也合符情理。这样，燕子与王谢家的渊源联系了起来，王谢家又与乌衣巷联系了起来，史料与通行看法也衔接了起来，形成了一个“三合一”的标向。可以说，“燕子说”是一个既有史实，又合符情理，人们也乐于接受的一种皆大欢喜的说法。
